外交礼物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中的功用和误读
作者：沈艾娣（ ），牛津大学中国史教授。
来源： , “ and Gifts in the of 1793”, The , Vol. 133, No. 560, 2018, pp. 65–97.
导读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作为中国由传统的朝贡体系转向近代外交的重要一环，对理解中国传统天下观和思索对外关系有着不可小觑的重要性。过去的研究认为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团所呈送礼物的价值没有正确认知，并认为这种盲目自大的心态导致了清朝此后沦为欧洲列强扩张的受害者。沈艾娣则反驳了这种观点，认为清朝不仅认识到这些外交礼物的价值以及英国的企图，更是采用回礼向英国传达了清朝国力强盛的讯号。尽管双方在翻译和介绍礼物上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并未成功向对方传达自己的意图，但是清廷成功地通过赠礼和外交接待拒绝了英国索要舟山岛作为贸易中转站的需求，英国也未成功让清朝答应减免双边贸易中所收取的“关税”的请求（译者注：当时现代关税这一概念仍未进入清朝，清政府从贸易中获取的利益主要来自于广州十三行对外国人收取的费用）。
沈艾娣的研究修正了传统研究中清廷将马戛尔尼使团的礼品视作“贡品”的观点，重新检视了中西方对“贡”一词的理解，为语言的翻译和文化的差异如何影响外交提供借鉴。在她笔下，乾隆和清朝大臣一改往日无知自傲的形象，表现出高超的外交手段，尽管部分他们有意为之的外交行为的意涵并未被使团所领会。
外交礼物的解读和功用
因为对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的解读聚焦于朝廷对外邦外交礼物（gift）的接收，长期以来礼物被学者视作解读马戛尔尼使团（ ）的核心。例如费正清等人在20世纪40年代就主张礼物作为一种贡品，代表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以此逻辑来看，马戛尔尼使团参见乾隆但礼物却被乾隆忽视，反映出清廷接纳现代世界的失败，以及清廷无法认知到英国的崛起。
但这种逻辑是将欧洲对朝贡的理解投射到当时的清廷外交上，并不贴合清廷对外交礼物的理解。本文不强调文化碰撞或是清廷对英国礼物的忽视这两个传统范式，而是认为中英双方都认识到双方礼物的珍贵性。沈艾娣同时也认为，使团访华时赠送的礼物应该被视作谈判的手段之一。对英国来说谈判失败了，但对清廷来说，清廷成功用礼物和外交礼遇回避了英国索要土地和减税的要求，并且同时用回礼、礼节和对未来的模糊承诺来安抚远道而来的使团。
马戛尔尼使团挑选的礼物，在当时中英茶叶贸易盛行和英国海洋军事力量崛起的背景下对双方都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涵。尽管使团的文献记录淡化了这些因素，强调英国当时对双方主权平等的关切，但是，使团的首要目的实际是为了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的利益。当时的茶叶贸易不仅为东印度公司带去利益，而且也是公司在印度的统治机制的一部分。这份利益在东印度公司从单纯的商业组织转化为武装组织的背景下对英国也至关重要。因此，英国政府希望增加东印度公司利润的同时，也希望减少清廷从中英贸易中获取的利益。对英国来说，达成该目的手段就是在浙江沿海攫取一座岛屿来绕过广州十三行。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希望有一位大使常驻北京，这样他们的商人能够绕过控制和征收贸易财富的广东地方官员。但当时由于廓尔喀人入侵西藏，清廷亦需要这笔贸易收入来维持边疆治理，并且使团来华时所乘坐的战舰以及向乾隆皇帝展示的模型均展示了英国的海军实力，所以贸然拒绝英国也具有风险。
在此背景之下，双方所交换的外交礼物都是为了展示双方的财富和实力。使团副使乔治·伦纳德·斯当东（ ）曾记载，使团所挑选的礼物都是当时对清廷来说最需要且价值最高的。传统研究认为使团礼物中最具价值的是科学仪器，但事实上使团所呈送的礼物最贵的是英国制的羊毛丝绸，时值2020英镑；科学仪器的价格仅位列礼物第三位，为1384英镑。清廷由于当时已经开展的中英贸易对英国的礼物高度期待，但同时也回赠以中国最有价值的物品，例如当时给英国的丝绸是由内务府（ ）所制造。又例如，清廷在1753年给了葡萄牙472缎丝绸，这在当时对绝大多数来华使团来说都是数量庞大的，而乾隆给马戛尔尼使团的数量则是给葡萄牙的两倍。
乾隆淡化了英国礼物的价值，因此留给后人一种错觉，即清朝并未意识到英国礼物的贵重性。英国人的礼物非常华丽，这就造成了一种情况，即乾隆皇帝既会用更为奢华的物品作为回礼，又会淡化自己收到的礼物，而英国人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如果只考虑清廷的反应，就会给人一种清朝并未意识到英国礼物的贵重性的错觉。但史实恰恰与此相反，清廷所赠礼物的规模反映了清廷意识到成功处理好使团诉求的重要性。
对“”和“贡”的翻译与理解
双方互赠礼物的价值之庞大使得跨文化传播的工作尤为重要，但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以及外交行为的解释却是十分困难。此外，如何定义英国礼物的性质传统上被认为折射了清廷外交的思维，但国内政治也影响了对礼物的定性。
双方的误解之一在于对“”和“贡”以及“礼”在理解上的差异。英文单词“”起源自拉丁语的“”，原指罗马行省向帝国缴纳的税额。但罗马帝国灭亡后，“”被认为是一国统治者向另一个臣服的象征。对该词的定义模糊一直延续到近代早期。当时，使团翻译李自标将使团乘坐船只的“贡”翻译为“”，马戛尔尼认为勉强能够接受，但斯当东却认为这一翻译以及汉字“贡”会让英国人想起藩属国向神圣罗马帝国纳贡的场景。负责接待英国使团的徵瑞也将礼物视作“贡”，即属于皇帝的。而李自标为了调和他们的矛盾，弱化了用词的语调，改翻译为“礼”，更强调礼物的仪式性特质。
中文的“贡”可以被视作“”，例如朝鲜向清廷纳贡；但也可以单纯认为是给皇帝的礼物，各省上缴清廷的一种赋税，或是外交时表示互相尊重的礼品。当时在热河行宫，乾隆以大量的佳肴招待使团，数量之庞大让使团最初表示抗议，甚至愿意为此付费，但最后在乾隆坚持下还是作罢。以此角度看，清廷并未将使团的礼物视作有“”的意涵。
造成双方误解之二的概念是“贪”。当时负责接待外国的清廷大臣多数位高权重，因此可以在处理外交上攫取利益，使团在访华时就曾听闻和珅在此上下其手的传闻。因此当时乾隆对礼物的接受或拒绝也有考虑到所接受的礼物的价值是否符合比例，是否恰当。在由热河返回圆明园后，乾隆亲自检视了这些礼物的价值，这表明当时乾隆在对使团的礼物表示淡漠的原因并非他对西方技艺不感兴趣，只是为了避免不恰当地接受礼物会让人误读为他对这些礼物有所“贪”。
外交礼物展示的权力和财富
双方互赠礼物的目的之一在于展示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以及传达支持这份权力和财富的意识形态。但是翻译并未在传递信号上尽责，并且双方接受礼物后，并未尝试去理解对方选择这些礼物的意图以及这些礼物真正所表达的意涵。
根据礼仪，当时乾隆接受礼物的同时，英方应当上呈一份礼物清单以供参详。而当英国上呈清单时，这份清单不符合清廷期待的样式。这种礼物清单往往有一种特定格式，即列出每件物品的数量，只在极少数情况下附以大量对礼物的描述。但是，负责英国礼物清单的斯当东是科技狂，因此在礼物清单上着力描写礼物的技术价值。而翻译呈现的清单却缩减了这些描写，也淡化了清单对英王的奉承之词。不论是出于淡化使团清单对英国的赞美之词，或是单纯简化礼单篇幅，翻译后的清单在当时的中文背景下并未引起乾隆的关注。
然而这并不代表乾隆不熟悉或是对这些礼物不感兴趣。第一，乾隆当时将礼物的画像传回北京并命人将这些物品翻译回汉文和满文。第二，乾隆命人带使团参观圆明园内皇家所持有的欧洲各国给予的礼物，当时清廷所拥有的物件的先进性并不逊于使团所送的礼物。也因此，使团在介绍价值略逊的礼物时变得谨慎起来
另一方面，清廷在向英国传递信号上面临困难。乾隆给了使团珠宝玉器和包括西藏产糖在内等礼物来展示中国的技艺、清廷和中国历史的渊源以及清廷最近的军事胜利。例如，乾隆给使团的玉石产自新疆，玉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以及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的胜利都可以由此展示。但使团回国后，斯当东为乔治三世展示这些玉石时却未提及玉石的渊源和历史，且将玉石翻译为名叫“玉”的石头(“stone yu”)，并未向乔治三世传递出玉石的价值。又比如乾隆赠与的西藏产制的糖意在提醒英国，清廷对西藏的主权控制以及警示英国清廷注意到了英国殖民下的印度和西藏的往来，但马戛尔尼却并未注意到这些糖的产地。
最受清廷关注的礼物当属战舰模型、大炮、火枪等军事武器。乾隆对西方的军事技术一直持有兴趣，他也知道使团的诉求背后是英国在宁波岸边的五艘武装过的船只在“撑腰”。因此当使团请求演示加农炮时，乾隆同意了。双方互动中意味深长的一个场景是，当英国使臣向和珅展示西方的聚光镜时，和珅把玩似地使用聚光镜点燃烟斗，又问道是否可以使用这个聚光镜来点燃敌军的城池。该场景意味深长的原因在于，清朝此前已收到不少欧洲送来的聚光镜。
总结
清朝在19世纪中叶面对西方列强时屡屡在军事上失利，但这并不能归罪于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团所呈送的礼物有误读或是不能理解这些礼物背后折射的意涵。双方赠送的礼物都是在两国贸易有利可图的背景下选择的；它们强调了赠送者的财富和权力，也是两国外交的一部分。传统解读认为乾隆把马戛尔尼使团所呈送礼物视作朝贡，这只是把欧洲的观点错误投射到中国。双方都并未正确领会对方赠送礼物的意图，而是自顾自地思考如何通过赠礼来展示本国的财富和实力，以便在外交谈判上获利。
英国将外交失利归罪于中国人无法理解他们赠送的礼物的重要性，但乾隆成功地通过接待和赠礼使团来阻挡英国的外交施压下的商贸诉求，这在当时面临英国军事威胁的背景下尤为重要。
词汇积累
马戛尔尼使团
东印度公司
East India
朝贡
译者：阮淦昌，国政学人编译员，弗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专业硕士生，研究兴趣为中美关系、东亚区域安全、身份认同政治。
校对 | 陈想 张睿哲
审核 | 施榕
排版 | 杨璐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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