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妻子在城里当干部我在乡村当老师，我俩分居了大半辈子

知青往事：妻子考上大学进城工作，我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

我是回乡知青，我妻子是上海知青，我俩的结合充满了波折和坎坷，但最终的结局却很美好，我们晚年的生活很快乐，一双儿女也很孝顺，真的是经历了风雨见到了彩虹。有关我的婚姻生活经历，还要从我回乡当民办教师说起。

我是1968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的，当时我们王家湾小学正处于停课状态，大队书记王伯伯说等学校复课以后，就让我到学校当民办教师。因为在我们王家湾大队，就我一人读完了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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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份，我们贵州遵义地区突然来了好多上海知青，光分派到我们王家湾大队的上海知青就有七八十人。离我家不远就是我们五队的队部，分派在我们五队的知青就住在队部大院里，队长安排我母亲临时帮知青们做饭。

起初我对上海知青的印象并不好，一是听不懂他们说的上海话，二是感觉他们看不起我们农村人，我母亲帮他们做饭，洗好几遍手，他们还说不卫生。直到我们王家湾小学复课后我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和上海知青有了接触了解，才改变了我对上海知青的偏见。

1969年秋天，我们王家湾小学复课了，学校原有的三名教师都重新站在了讲台上，大队书记王伯伯又安排我和一名上海女知青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学校原有的三名教师文化程度都不高，校长是王书记的大哥，他是小学文化，另两名老师一名是小学文化，一名初中也没毕业。

到学校教书的那位上海女知青叫陈爱娣，也和我一样，是一名高中生，但差一年没毕业。因为我俩年龄相仿又都读过高中，自然也就有共同话题，只是我习惯说遵义农村方言，她听不太明白，我俩交流也不是那么顺畅。后来我听习惯了她讲普通话，我也尽量用普通话和她交谈，我俩交流起来就顺畅多了。

陈爱娣刚到学校教书时也有些不习惯，调皮的学生总爱学她说话，她跟学生交流也有些困难。有一次她指着一个调皮的学生说了一句很别嘴又难懂的话，后来我问了一位上海来的男知青，原来那是一句骂人的话，我从此对陈爱娣老师有了偏见，认为她是一名老师，不应该用脏话骂自己的学生。

半年以后，陈爱娣渐渐习惯了孩子们的调皮，也渐渐听懂了一些方言，她和学生交流顺畅了，也渐渐喜欢上了民办教师这个职业。

那个年代，我们遵义地区的农村还很贫穷，物资匮乏，不光是吃饭穿衣有困难，有个病灾连药都没有。当时上海知青来插队落户，他们都携带了一些常用药物，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谁有个头疼脑热，陈爱娣都会把她的药送给老师和学生，队里的乡亲们找她求药，她也有求必应。后来还让她父母从上海寄来药物给乡亲们解除病痛，我渐渐改变了对她的偏见，越来越觉得她是一个很善良很有爱心的人。

1971年冬季，陈爱娣和几名知青结伴回上海探亲过春节，因为我们在学校同事两年多，也有了交情，我就借了队里的地排车帮他们把行李拉到了公社汽车站，还把我父亲自己炒的茶送给了她一大包。

那次从上海探亲回来，陈爱娣给我家带来了上海的挂面和糕点，还给我父亲买来了两贴黑膏药，她知道我父亲有腿疼的毛病。就是那两贴黑膏药，彻底治好了我父亲腿疼的毛病，我从心里感激她，这是后话。除了给我家带来的礼物，她还给学生买来了带橡皮擦的铅笔，给乡亲们带来了一些常用药品，乡亲们都很感激她。

为了表达对她的感激，我妈做了好吃的，专门请她到我家吃了一顿饭，把我们学校的几名老师也都叫来陪着她一起吃的饭。就是从那以后，我发现陈爱娣对我明显热情了，星期天休息的时候，她还到我家来串门，约我到村外的小溪边散步。当时我母亲还说，我要是能找一个这么漂亮上海知青做老婆，我家祖坟上就冒青烟了。

记得是1972年秋天，校长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我们王家湾大队的赤脚医生，初中文化，长相也不错，我父母也都觉得那个姑娘不错，我对她虽然不是太了解（她家是一队的，我家是五队的），但第一印象还是挺好的。就在我们两家准备订下婚约的时候，人家女方却不愿意了，原因是因为我和陈爱娣一起去了一趟公社供销社，正好被那个姑娘遇上了。

事后，陈爱娣就来安慰我，还暗示我，她说她想扎根王家湾一辈子，做一辈子民办教师。我们校长看陈老师对我格外热情，他就对我说：“庆功（我的名字叫王庆功），这事你可要想好了，我总觉得咱这穷山沟里留不住人家上海来的知青，小陈老师人是不错，就怕她感情用事，以后会后悔。”我觉得我们校长说的有道理，不光是他有这样的担心，我和我父母也有这样的担心。

一晃就到了1973年的秋天，遵义化工厂招工，大队书记王伯伯就问陈爱娣去不去当工人，陈爱娣却很坚决地说：“王书记，我不想去当工人，我想在咱王家湾当一辈子民办教师。”考虑到化工厂的工作环境不是很好，王伯伯猜测陈老师是嫌工作不好，所以才不去化工厂当工人。

过了不久，公社供销社招售货员，王伯伯又让陈爱娣去公社供销社工作，陈爱娣还是没去供销社工作，她还是那句话，喜欢民办教师这个行业，喜欢这里的孩子们，她要扎根王家湾一辈子。

那年秋天，陈爱娣送给了我一个崭新的笔记本，笔记本里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工工整整写着一行字：王老师，我一辈子都要和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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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和陈爱娣相爱了。

对于我俩的恋爱，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赞同的声音说我俩都有文化都是老师，长相又很般配，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反对的理由是觉得我们穷山沟里留不住金凤凰，人家是大城市来的知青，早晚都会离开这里的。好心的伯伯婶婶还劝我赶紧找一个农村姑娘结婚成家，说人家是天上飞的，我是地上走的，根本不可能在一起生活。

当陈爱娣把她和我恋爱的事情写信告诉她父母时，她父母回信说坚决不同意她和外地人结婚，更何况我还是一个农民。紧接着，她父母又写来一封信，说要是陈爱娣不听父母劝阻执意要和我恋爱结婚，这辈子都不会再让她进家门。

看陈爱娣沉浸在痛苦中犹豫不决，我就对她说：“陈老师，我是个农民，你以后随时都可以招工进城，咱俩确实不合适，你还是听你父母的话吧，尽快通过招工进城，到时找一个城里人恋爱结婚……”

没想到陈爱娣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她认准的事情，谁说啥都没用，她很坚决地对我说：“王老师，我对你的感情是认真的，只要你真心对我好，我就和你结婚，一辈子不离不弃！”

1974年冬季，在她父母和同学们的强烈反对下，陈爱娣毅然决然地和我领取了结婚证，我俩举办了简单的婚礼，生活在了一起。陈爱娣的父母得知我俩结婚的消息后，写来一封绝情信，至今我还记得那句话：你死在贵州好了，一辈子都不要再回上海！

婚后的生活简单又快乐，但也少不了磕磕绊绊，吵架拌嘴是避免不了的。每当我俩吵架的时候，陈爱娣就会说：“爸爸妈妈不要我了，你再欺负我，我死了算啦！”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她好可怜，不管谁对谁错，我都会先认错再哄她高兴，日子过得也算有滋有味。

第二年秋天，陈爱娣生下了一个女儿，女儿像她一样漂亮，我给女儿起名叫王爱华。一年后，陈爱娣又生下一个男孩，我给孩子起名王爱国。一双儿女的降生，给我俩增添了快乐也增加了烦恼，陈爱娣不想离开学校，两个孩子只好由我母亲来照看。

到了1977年秋天，在我们王家湾大队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基本都招工进城了，也有人办理病退回到了上海，看看一起来插队落户的同学们都离开了王家湾，都进城当了工人，陈爱娣的情绪一度低落到谷底，那段时间她总是莫名其妙地乱发脾气，有时气的我都想和她离婚。她看我真生气了，有时就一个人到村口的小溪边默默地流眼泪。当时陈爱娣心里有多苦，也许只有她自己知道，我确实忽略了对她的理解和关爱。

那年10月下旬，我和陈爱娣同时得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因为孩子小，我父母不同意让陈爱娣参加高考。陈爱娣却铁了心要参加高考，谁都劝不住。没办法，我和他一起到招生办报了名，一起参加了12月份全国统一的大中专招生考试。

结果，陈爱娣考上了遵义师范专科学校，我竟然连中专都没考上。陈爱娣到遵义读书后，村子里就开始有了闲话，说什么的都有，乡亲们都替我担心，甚至有好心人开始为我张罗对象。我父母也担心陈爱娣师范毕业后就不会再回来了，抱怨我不该让她参加高考。

1978年夏天，我再次报考，结果又名落孙山。到了1979年，我因为超龄失去了报考的机会，从此我也就放弃了高考的念头，死心塌地做一名山村民办教师。

陈爱娣师范学校毕业后，留在了遵义，在一所中学任教三年，后来调到教育部门工作。自从她当上了干部，我多次提出过离婚，陈爱娣坚决不同意，她说这辈子只嫁我一个人，就算让她去死，她也不会和我离婚。就这样，我们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她两三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有时我也带着两个孩子去城里看她。陈爱娣每月开了工资，留下她的生活费，剩余的全都寄回家来。看陈爱娣月月往家里寄工资，乡亲们才不为我和两个孩子担心了，大家开始夸赞陈爱娣，说她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女人，不愧是上海来的知青。

1981年秋天，我通过考试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两年，毕业后回到我们邻村联办中学任教，转成了公办教师。从那以后，逢年过节，我都会给陈爱娣的父母寄钱寄当地土特产，尽管他们不认我这个外地的农村女婿。

我女儿十五岁那年，陈爱娣的父母突然来到了我们王家湾，认下了外孙女和外孙子，也认下了我这个寒酸的农村女婿。

一年后，我女儿的户口迁回了上海，女儿也回到外公外婆的身边，在上海念的高中，读的大学。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成家立业，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我的儿子高中毕业考上了贵州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当了一名神经科医生，留在了贵阳。

到了2007年春天，五十六岁的陈爱娣才正式退休，退休后在王家湾待了一个月，她就去了上海，陪伴父母生活了七年，直到岳父母相继去世后，陈爱娣才回到王家湾，担起了伺候我母亲的义务，我俩才算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目前，我和我妻子冬季在贵阳生活，春天在上海，夏天和秋天在王家湾生活，王家湾有我们的老屋，有菜园子，能养鸡喂鸭，我夫妻俩都很喜欢这样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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