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见的最早成体系的文字，但与铜器铭文、战国文字相较，它的研究历史并不算长，2019年是甲骨文发现120周年。
书法和文字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甲骨文的发现自然为书法领域所关注，并成为创作取材的对象。由于材料的特殊，在甲骨文发现早期，能从事甲骨文书法创作的往往是那些身为古文字学家的研究者。其中罗振玉道夫先路，最早将甲骨文从艺术角度引入书法创作之中，他还编写了《集殷墟文字楹帖》一书，这对推动和普及甲骨文书法创作起到很大的作用，其后董作宾、马衡、容庚、商承祚等先生继之。由于古文字学家的整理研究并参与书法实践，其风气也逐渐影响到书法界，如王福庵、丁辅之、胡小石、徐无闻、潘主兰等先生，皆擅此道。
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家发展建设的步伐，各地各种极为宝贵的文物呈井喷式出土，正所谓“地不爱宝，山川呈瑞”，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甲骨文的不断新发现。随着这些新发现和旧有甲骨材料的著录和研究著作不断整理出版，如著名的《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和《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等书，极大地促进了甲骨学的发展，同时也为甲骨文书法创作提供了庞大的资料库，促使不少书法家以金文、石刻篆文等传统金石古文字为主要对象转身到甲骨文书法创作中来。与此同时，早期以古文字学家为创作主体的现象，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当下甲骨文书法创作的主力军无疑是书法家，除个别专职书法家外，这些人在社会中往往职业、年龄各异，可见甲骨文及甲骨文书法的爱好实践者已经从个别专家走向社会大众。相信在可见的未来，社会上学习甲骨文、书写甲骨文的队伍必将不断壮大，甚至有可能形成一股热潮。这也反映在目前各大书法展赛中，甲骨文书法随处可见。但令人颇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展赛或书家个展的作品以及出版的甲骨文书法作品集中，书法本身水平姑且不论，仅就字法而言，很少不见错别字的作品。陈炜湛先生曾在《请正确书写古文字——向书法家进一言》中指出：“不少标明‘甲骨文’‘钟鼎文’‘大篆’的作品，连甲骨文专家、古文字学家也无法辨认，更休说一般的读者（观众）了。”5 三十多年过去，这种现象在当前的各大书法展赛中，依然可见，令人堪忧。早期古文字书家或学者所写的作品固然也会出现一些错误，那是受当时文字研究、释读水平的制约，无可非议。当下如果依然写那些早已被学界纠正的错误字法，那在深感遗憾的同时也不得不令人思考其背后的原因。如20世纪书法家潘主兰先生所写的一幅甲骨文对联作品。潘先生书法水平甚高，也是我尊敬的前辈书家，但这件作品中，将“幸福”写作“㚔祼”。“㚔”字在隶楷书中亦写作“幸”，遂与幸福字同形。还有一些当下书法家所写或所编的出版物如：当代某篆刻家所刻甲骨文印中“福”字，实为“祼”字；《甲骨文日历-2019》将“福”字作“祼”。
甲骨文书作错误举例
如果说潘先生是受时代局限所致（当时“祼”字古文字学界尚未释出），那当代人的作品依然将“福”写作“祼”，则说明了书法篆刻家和古文字学家之间缺少真正有效沟通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外两种：一是书法家本身由于畏难或其他情况，不太关注古文字学家的研究成果，不会甄别使用最新、权威的工具书；二是古文字学家忙于自身的研究，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去做普及性的工作。
因为古文字书法尤其像甲骨文这样本身具有高深门槛，又存在识读困难和字数单少等因素，所以早期只有少数专业研究者或具备文字学素养的书法篆刻家从事其艺，由此就不难理解《集殷墟文字楹帖》为何不收字数多的诗文而专辑楹联的原因了。这无疑也是当前限制甲骨文书法家再进一步的瓶颈。如果想取得甚至超越前辈学人、书家的成就，必须要作出努力，在书法方面深入的同时，还要花功夫去了解和掌握古文字学的相关成果及基础知识，从而突破这层枷锁。所以急需由古文字学专家来作普及性的工作，而落脚点，除了照顾普通大众的使用外，最重要的无疑是满足书法界的需求。
02
刘钊、冯克坚两位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常用字字典》（下文用简称《字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时而生。7
《甲骨文常用字字典》封面
这是目前为止第一本由一线顶尖学者编写的既具备严谨 可靠的学术支撑，又适宜大众使用阅读的甲骨文字典。清华大学教授李守奎先生在《字典》的首发现场指出：“甲骨文这一类象牙塔里的冷门绝学，以往都是少数学者从事精深的专业研究，似乎离大众很远，但近几年（我们）感觉到变化，大众文化消费的需求量巨大，喜欢甲骨文、喜欢古文字的老百姓很多，苦于太专精，难以走近，即如一个甲骨文字形，是否正确，一般人很难判断，需要专业的工具书给出答案。然而客观上存在的矛盾，是能者不为，能做判断的认为小儿科，不去做；为者不能，比如网上有些所谓甲骨文知识，无论材料的使用还是学理，多不可信。”诚如李先生所言，以往古文字学界或不关注书法界，或只是批评书法家写错字，但没有实际行动去编著普及性的古文字专业工具书，这种“能者不为，为者不能”的局面，随着《字典》的出版而宣告终结。主编刘钊先生作为古文字学界的顶尖学者愿意抽时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无疑保证了《字典》的质量，使其具有科学性、前沿性和实用性。所以《字典》甫一问世，就销售一空，重印两次皆售罄，销量达一万多册，这足以说明《字典》内容对读者的普及惠益，故而大受欢迎。
熟悉接触过刘钊先生的人一定都对他那儒雅谦 和、通达仁厚的学者气度印象深刻。刘先生的为人风度也充分体现在《字典》的内容和形式上，真正印证了“‘书’如其人”的古语。这本书对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非常体贴友好，设身处地地为书法创作者和临习者考虑，没有高深冰冷的学术语言，将艰深晦涩的理论化作一眼就能辨认的“字形”，而“字形”无疑是书法家最敏感和最关切之所在，这就使得内容严谨的学问以直观易懂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在检索上，古文字工具书学界以往大都采用《说文解字》的顺序，但这对普通读者显然不合适，所以《字典》采用音序，除了拼音、笔画两种索引外，正文书口处仿效《现代汉语词典》等经典辞书，加了灰框字母，书眉上则列明当页所有字头，这样读者即便不查索引，只要知道想检索之字的读音，也能方便快速地直接翻到。碰到不认识的字，则可以查笔画，这些都是站在普通读者的需求角度考虑。另外，《字典》体例简洁明了，版式疏朗悦目，双色套印，字头为红色，美观醒目，大小和厚度适中，轻巧便于携带，我自己在台湾时就曾将《字典》放包里，出门坐公交车或台铁常拿出来翻阅。
除了上述优点，《字典》的学术性和实用性等精华在本书的“编写说明”和“后记”中已经明示，媒体也有很多报导总结。为了让书法界的朋友更加明白和方便使用，我打算不惮反复的加以申述。
首先，《字典》在字形选用方面，兼顾了“正确 清晰可靠”和“优美多样典型”的原则。“正确清晰可靠”体现在字形的处理上，均由原图截取，这种处理保留了原字形的最真面貌，不会因手摹而致讹误的可能，并经严格把关，对图片做黑白翻转处理，从而使笔画更加清晰。而且字形主要出自刘钊先生主编的《新甲骨文编（增订本）》8 ，收录其中已释的常用字。《新甲骨文编（增订本）》收入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有能见到的数据，考释文字吸取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乃甲骨文研究集大成之作，是一部融学术与实用为一体的大型古文字工具书，这无疑保证了《字典》所收字形的可靠性和前沿性。但《字典》并非只是照单全收，而是在此基础上改正了一些错误，另增加了19个字头和十多个异体。这点尤其值得书法界重视。比如上文提及的甲骨文“福”字，书法界往往都写作“祼”字，《字典》则已将此甲骨文字归形到“祼”下。
书法家为何喜欢将、等形认为是“福”字呢？ 他们绝大多数人应该也是查过工具书的，但很可能是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甲骨文编》为依据9 。该书196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是孙海波《甲骨文编》的修订本，虽然在文字考释方面采纳了当时学界的很多新成果，但是古文字学界研究成果日新月异，数十年过去，很多原先误释之字，早已在新出的工具书中改正。
从上表可知，《甲骨文编》将 诸字收在“福” 下，《新甲骨文编（增订本）》则已将此类形体收到“祼”字下，《字典》据此收字，正确可从。由此可见，书法家在使用古文字工具书方面，一定要用最新、最权威专家编写的著作，如果手头只有旧版的工具书，那要及时关注、更新学界的研究成果，或者买一部新版替代老版。
同样的情况，“安”字是日常使用和书法创作中极 为常见的字。但在甲骨文中，是非常容易犯错的一个字形，很多书法家往往写作“宾”。
甲骨文中写作形的字， 和《合集》21054、 33550、37505中字形一致 10 。
但实为“宾”字。而“安”字甲骨文写法，在“女”旁 跪坐之臀部，一定有一短画，《字典》“安”字所收字形皆如是。
罗振玉甲骨文对联中的“安”字写法便十分正确：
再如“见”和“视”，也是极为常见的字，书法篆 刻家在写、刻甲骨文作品时经常将“见”误作“视”。如下图某篆刻家的作品：
从释文中我们知道该篆刻家将“见”字刻作“ ”形。 甲骨文中有 、 两种形体，二字上面皆为“目”，下部人形一为直立，一为跪坐。早期以为是一字，《甲骨文编》（第367-368页）同时收在“见”字下， 这大概是很多书法家错误字形的来源依据。此二字后来经张桂光、姚孝遂、裘锡圭等先生的论证，我们已经知道 为“视”字， 为“见”字 11 ，《字典》也已经很好地作了区分。
下图篆刻家作品之“见”作“ ”形，则正确可从：
如果当代的书法篆刻家在创作时，能事先翻阅类似《字 典》这样的最新又可靠的工具书，自然就可以避免在创作中误写误刻。
“优美多样典型”则体现在《字典》收字的出处突 破了以往的范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考古发现的甲骨文材料如《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安阳殷墟殷代大墓及车马坑》《河南安阳市殷墟大司空村出土刻辞牛骨》《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小屯南地甲骨》《周原甲骨文》《试论周公庙龟甲卜辞及其相关问题》《论周公庙“薄姑”腹甲刻辞》和早年所获但著录却迟于《甲骨文合集》和《甲骨文合集补编》的材料如《明义士收藏甲骨文字》《甲骨续存补编》《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录》《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殷墟甲骨辑佚》《旅顺博物馆所藏甲骨》《美国所藏甲骨录》《殷墟卜辞后编》《殷墟甲骨拾遗（续六）》《殷墟甲骨拾遗（续五）》《殷墟甲骨拾遗》《英国所藏甲骨集》等一网打尽 12 。一个字头下，收录对应的多个不同形体的甲骨文字形，这无疑大大开拓了书法家的视野，且在多样之中，又有取舍的选择优美、典型字形，并标明出处，如“司”“马”字。
“司”字既有典型的、 之形，也有结构移位的、之形，“马”字既有象形意味颇浓的 、 繁形，亦有线条化的 、简形，还兼收修长的形与方正的形，这些为书法家在创作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选择空间。这样的例子全书非常多，不再一一列举。
其次，《字典》的另一大亮点，就是提供“通用字”，这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书法家参照字形创作，都十分便捷可靠。上文我们已经提及甲骨文书法的难点之一就是单字不多，目前已确切可识且学界无争议的甲骨文单字仅一千余字，这离我们日常使用的六千左右常用字显然有不小的差距，因此书法家或甲骨文爱好者经常会遇到有些字无处查找的窘境。而《字典》就从此处着手，将声旁相同、在书法创作中可通用的字列在对应字头之下，并编入索引，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书法创作中甲骨文字形不足的困扰。这一点从事甲骨文书法创作的书家和爱好者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并好好利用这部分内容，从而大幅度降低写错字的概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清楚地了解了《字典》的编 纂，从内容到形式，充分考虑到了不同阶层的受众和使用者，既可为专家从事研究提供翻检之便，又可为甲骨文初学者提供正确的入门阶梯，避免误入歧途，而广大书法家尤其是甲骨文书法爱好者，更应将《字典》作为案头必备之书。
03
最近几十年来，甲骨文资料的考释、著录、整 理、释读、研究等工作有序推进，甲骨文学界成果累累，人才辈出，书法家也应该见贤思齐，勇猛精进。以甲骨文为载体从事书法创作，首先就是要保证字法的正确，遵循并合乎文字本身的构形规律和造字理据，在此基础上利用精深的笔墨技巧进行艺术手法的加工和创造，展现书家个人的才情，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兼顾学术性和艺术性。
具体来说，从“学术性”层面讲，首先需要解决 的是“识字”问题，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关，只有做到“识字”，方能祛除对古文字的陌生感而成竹于胸，从而在创作时得心应手。“识字”也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以为先从《字典》入手，掌握常用字才是正道。而在阅读《字典》前，也可以做点“预习”工作，结合《说文解字》部首，先将岛邦男和黄天树等先生总结梳理的“甲骨文部首”熟练掌握，再进而将《字典》全书的甲骨文常用字攻克。阅读过程中，最好动笔抄写，并经常运用，适时总结归纳，从而打下扎实的字形基础，为日后的研究和自由创作铺平道路。掌握《字典》的同时，还要备齐《古文字类编（增订本）》13 《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甲骨文字编》14 等大型的专业工具书以开阔眼界。
有了“识字”的前提，接下来就是从技法上锤炼书艺，这自然要遵循书法的一般规律，本来是无需强调的，但由于甲骨文是属于早期文字，当时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书法”的观念，所以我们在忠实临摹的同时，要积极借鉴后世书法的多种元素，在创作中适当地加以改造，罗振玉、容庚等先生的甲骨文书法，无不如此。具体到临摹，甲骨文书法家首先一定要注意明白甲骨文的分期、断代和分组，在此前提下根据不同书体选择范本，先一门深入某一类范本，再逐步掌握不同书手、刻手，不同时期、类组各种范本之间的书体差异，这样才能对甲骨文的各种书风有通盘的把握，不会造成书体混杂，风格错乱的现象。但遗憾的是，我在国内看到的很多甲骨文书家，目前仍然按照董作宾先生的“五期”分法来笼统地选择判断范本。有些书家甚至对师组、宾组、出组、何组、历组、无名组、黄组等王卜辞以及子组、午组、花园庄东地子卜辞及商末记事刻辞等非王卜辞在书体类型和书法风格上的明显差异毫无概念。书法家不能只是蒙头写字而对古文字学界不闻不问。而应具备基本的文字学素养，会区分选择权威可靠的专业工具书为己所用，还应当密切关注、了解、掌握甲骨文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至少要学会“拿来主义”和“坐享其成”，比如不知甲骨的“分期断代和分组”，若能很好地利用工具书，也可以弥补这方面知识的不足。像刘钊先生的《新甲骨文编（增订本）》和李宗焜先生的《甲骨文字编》等书都在字形下面标明出处和分期分组的信息。
只有对各种原材料（从书法角度就是字帖）的字法、 笔法、结体、书风、章法等各个方面深入了解、临习、仿作，并掌握已识字及相关古文字知识，才有可能学好甲骨文书法，创作出兼具学术含量和审美意蕴的艺术品。
书法和古文字是紧密相连又有所区别的，两者需要打 通，但要按照各自的学科规律去下工夫。前辈学者兼书家如吴大 、罗振玉、马衡、于省吾、徐无闻等先生已作了很好的表率。但当前学科越分越细，人的精力也十分有限，要求书法家全面掌握古文字或甲骨文的各种知识，显然不现实，但正确使用文字的能力，我想是一个合格书法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同样古文字学家也很难顾及书法，这种兼善“二美”的大家，估计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但后学者应该要创造条件跟上，比如打破学科壁垒，古文字学界和书法界应该多互动交流，各取所长。刘钊先生多次在文章或发言中提到“古文字学界历来多书法家，这是一种传统，研究古文字应当与书法界多交流，多结合，创作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带动书法界前进”。无论古文字学界还是书法界，都应该重视刘先生的金玉良言，摒弃门户、敞开心扉的互相学习。希望借《字典》的普及流传之功，未来在古文字学界和书法界再次出现能将古文字和书法熔为一炉的大家。
（本文原载《书与画》2021年第一期第42-47页）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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