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得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她的小说以讲述个人经历的方式，书写了20世纪的历史，记录了集体的恐惧和希望，而对于叙述历史的冲动，也同样体现在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身上。作为一名“历史控”，帕慕克的许多小说都从历史中汲取灵感，例如《我的名字叫红》写16世纪奥斯曼帝国细密画家的生活，《白色城堡》则发生在17世纪，《纯真博物馆》写20世纪7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他的新作《瘟疫之夜》也不例外，其中包含大量奥斯曼帝国晚期社会的历史细节。
《瘟疫之夜》
[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著
龚颖元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
帕慕克最感兴趣的是如何把虚构的激情和历史的冷静融为一体。不过，《瘟疫之夜》并没有因为历史的厚重感而制造阅读的难度，作者更关心的是如何准确勾勒事件发生时各个人物、不同阶层的处境与情绪。他曾在一次访谈中如此谈及他写作这部小说的方式：“我刚开始的时候写得很慢，为了营造恐惧的气氛，同时也为了让故事明白易懂，我需要绞尽脑汁为读者提供了解一些必要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有时候我又想信息会不会提供得太多了，就像我写《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的时候，我心里那个业余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都蹦出来了。我喜欢把这些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享给读者。甚至我写小说的一部分原因也正是这一点。”
帕慕克
帕慕克引入的“百科全书”式知识尽管庞杂，但总是嵌合于故事的推进，例如他曾提及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对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的痴迷，就在小说中推动着情节发展，搅动着波诡云谲的局势，并暗示着凶杀案背后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
以下文章选摘自《瘟疫之夜》的序言部分，可供各位读者先睹为快。
序言由小说的叙述者、历史学家米娜撰写，而她的外曾祖母，正是小说中至关重要的帕克泽公主。米娜的声音，显示了这部小说作为某种“历史档案”的性质。她不仅代替作家帕慕克说出了创作的缘起（尽管是通过虚构的方式），更将在这个悬疑色彩浓厚的故事中，带领我们揭开层层叠叠的谜团。
序言
这既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一部以小说形式书写的历史。这个故事不但讲述了“东地中海明珠”明格尔岛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六个月，而且还融入了我最痴迷的一段土耳其历史。
当我查阅有关1901年大瘟疫时期明格尔岛上种种事件的史料之时，我发现历史学的描述并不足以让人理解在这段短暂而颇具戏剧性的岁月里，主人公们何以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决策。考虑到以小说的形式讲述或许有助于理解这段历史，我尝试着把二者结合起来。
但是请读者们千万不要认为我创作的初衷来自这些复杂的文本谜团。我早前获得了一些珍贵的信件，信件里丰富的内容让我萌发了讲故事的想法。奥斯曼帝国第三十三任苏丹穆拉德五世的三女儿帕克泽公主在1901年到1913年间给她的姐姐哈蒂杰公主写了一百一十三封信，出版社希望请我给这些信件做注，然后结集出版。因此，读者们要读的这本书最初其实只是编注者为书信集作的“序”。
穆拉德五世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序也越写越久，最后就变成了你手中的这本书。首先，我必须承认，帕克泽公主的写作风格和机智让我着迷。这位迷人又高度敏感的公主有一种讲故事的热情，对细节的洞察，和只有极少数历史学家与小说家才可以媲美的描写天赋。多年来，我翻阅了英语和法语档案馆里收录的奥斯曼帝国港口城市的驻外使节的报告，并根据这些报告撰写了博士论文，出版了多部学术论著。然而，没有哪一位驻外使节的笔下对霍乱或者瘟疫期间发生的同一桩事件能有如此深入、如此精彩的描述，也没有哪一位驻外使节能够描绘出奥斯曼帝国港口城市空气的味道、街道与集市的斑斓、海鸥的鸣叫、马车的车轮声。也许是帕克泽公主对人、对物、对事件精准的拿捏以及无比生动的描述让我打定主意把原计划的“序”扩充成一本小说吧。
明格尔岛上的马车（帕慕克手绘）
我在读信的时候问自己：“是不是因为帕克泽公主像我一样，是‘女性’，所以在描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要比历史学家和驻外使节多姿多彩、更‘精确详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瘟疫肆虐的那段日子里，公主几乎是没有踏出总督府旅馆半步的。她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全部来自和她丈夫的日常聊天！公主在信里描绘的是一个由政治家、官吏、医生组成的男性世界，而她本人也完美地与这个世界的人融为了一体。我也试图在这本历史题材的小说里从我的视角诠释这个世界。当然，真诚坦率、光彩照人、热爱生活的帕克泽公主在诸多方面是让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所有的信件，要是出版的话至少有六百页，而让我激动不已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也是个明格尔姑娘。小的时候在教科书和报纸的专栏上，我经常读到帕克泽公主的轶事，其中最常见的要数刊登历史人物故事和插图小说的国家儿童周刊了（比如《明格尔课程》、《历史知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她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正如明格尔岛对其他人来说是一个传奇梦境，帕克泽公主对我而言就是一位神话故事里的女主角。当我开始翻阅这一沓厚厚的信件时，我被这位女主人公生活中琐碎的烦恼、真情实感，最重要的是被她坚强的个性和坦诚的风格深深打动了。我本人也有幸当面见到了帕克泽公主，耐心的读者在本书的结尾处可以读到相关的文字。
帕克泽公主（帕慕克手绘）
我在伊斯坦布尔、明格尔岛、英国和法国的档案馆里查阅了记录那段岁月的文件和回忆录，可以确信，信中所描述的世界是真实的。我在创作这部历史小说的时候也会时不时把自己想象成公主，我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觉得是在记录自己的故事。
小说之所以成为一门艺术就在于，它不但能把我们的经历表现得如同别人的经历，同时也能让我们像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样讲述别人的故事。因此当我把自己想象成苏丹的女儿，一位公主的时候，我很快就能投入到小说家的创作状态之中。对我而言，更困难的是如何把自己想象成那些掌握权势的男性：推行防疫措施、指挥人们与瘟疫作战的帕夏和医生。
如果一部小说从精神内核和写作形式上试图超越某个个体的故事，那么它最好是从多个不同视角来讲述，从而贴近那种人人参与其中的历史叙述。男性作家里最女性化的著名小说家亨利· 詹姆斯认为，为了让小说真正使人信服，站在某一个人的视角把所有的细节集中起来是必需的。我本人赞成这个观点。
然而，我同时又是在记录一段历史，因此很多时候我并没有遵循“单个个体的视角”原则，甚至还时常破了规矩。比如在处理最触动人心的场景时，我却打断叙述，为读者提供一些信息，几个数字，或是讲述某个机构的历史。又比如，我一边在描述人物的微妙情感，一边又迅速、大胆地切换到另一位他所不知道的人物的思想世界。再比如，尽管我一直深信阿卜杜勒· 阿齐兹被废黜之后是遭人陷害而死，但我还是会引述其他人的观点，说他是自杀身亡。总之，帕克泽公主在信中所描述的那个异彩纷呈的世界里还有其他的“在场者”，而我通过这些“在场者”的视角让这本书更接近历史。
帕慕克插画
这些年来，我经常被人问到一些问题，比如这些信是怎么到我手上的，我对写侦探故事究竟有多认真，我为什么不选择先公开发表这些信件再出版小说等等。在这里我仅就第二个问题做一个回答。我写侦探故事其实是源于学术圈的一些好友对我的鼎力支持。我跟他们时常聊起信件中的谋杀案和阿卜杜勒· 哈米德的小说品味。剑桥大学出版社这样久负盛名的出版社对神秘谋杀案以及小小的明格尔岛的历史抱有兴趣，这让我倍受鼓舞。于我而言，案件真相只是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而已，而更为深刻的动机是我一直醉心于记录这个奇妙世界的奥秘和要义。因此，找出真凶最多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本书始于最伟大的历史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箴言和这本书的序言，书里充满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而所有对神秘谋杀案的关注也都将变成对符号的解读。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我在书中表达了一些与主流、正统的历史学家（我没有指名道姓）相悖的观点，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他们或许是对的。但我们这样做也恰恰因为我们严肃地对待了他们那些广受好评的著作。
每本关于东方世界和东地中海历史的书都会在序言中提及音译方面的问题，而且都专门说明了当地古老的字母对应的拉丁字母。我很庆幸我不需要再写一本如此枯燥无味的东西。明格尔的书面语和口语是无法和任何语言形式对应的！当地的专有名词，我要么是按原样写，要么是按读音写。格鲁吉亚还有一个名字类似的城市，但这完全是个巧合而已。这本书里很多内容看上去像是读者原本熟悉却几乎已经遗忘的记忆，这一点却并非巧合，而是有意为之的。
米娜·明格尔丽
伊斯坦布尔，2017年
资料：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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