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工民主党（以下简称农工党）是以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以及相关的科学技术、教育领域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由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农工党具有爱国革命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自1930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农工党人同中国共产党并肩奋斗、携手前行，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工党
大革命失败后，农工党为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而成立。成立后，以完成民族解放、实现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作出艰难探索，进行不懈斗争。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后，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地位，进而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并肩奋斗、携手前行，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自身也作出了历史抉择，走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
（一）大革命失败后，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开展反蒋抗日革命活动
1、酝酿成立革命组织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与谭平山等人酝酿建立新的革命组织，以维护国共合作局面，继续领导国民革命。
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联名发表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提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要在孙中山先生的精神领导下,去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把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
受《莫斯科宣言》鼓舞，国内一批爱国反蒋人士谭平山、章伯钧、朱蕴山等人聚集在上海，从1928年春开始，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开展反蒋活动，邓演达被推选为总负责人，谭平山还起草了《党纲》和《政纲》，但未获广泛认可。后因各种复杂因素，处境日益艰难，活动很难打开局面。章伯钧与朱蕴山等人多次密谈，商定请邓演达回国主持党务。
2、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
1930年5月初，邓演达秘密回国到达上海，即着手建党的各项工作，起草政治纲领等。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290号（今黄浦区淡水路332弄1号），主持召开了有10个省区的代表30余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了由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武力推翻蒋介石政权，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核心内容为“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
会议选举25人组成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推选为中央干部会总干事。会上确定了中央机关各工作部门和人选，计有：组织、宣传、设计、民运、财务、侨务等6个委员会，各主席委员分别为郑太朴、章伯钧、黄琪翔、李世璋、季方、彭泽民。（8月23日，中央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决定增设训练委员会 ，邓演达兼任主席委员）。
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正式成立。
3、开展反蒋革命斗争
农工党成立后，即从组织建设、宣传、民运、军事、人才培训等方面全面开展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为目标的革命活动。
把武装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根本手段。邓演达亲自拟定《军事运动方针》，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络第一至五期黄埔同学，作为建立武装的基础。到1931年夏季，会员人数以及受到这一组织影响的黄埔各期学生，达近6千人。
邓演达利用其与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关系以及蒋介石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联络和策反工作，一批国民党军队将领，或亲自，或派代表到上海同邓演达联系，表示愿意响应、配合农工党反蒋。
积极发展组织，设立中央区、北方区、南方区三个大区，在近20个省市成立组织。开展宣传和民运工作，制定了《宣传大纲》，创办了《革命行动》杂志、《行动日报》等刊物。
4、邓演达殉难
至1931年上半年，各项组织活动和起兵准备已有一定成效。就在紧张准备起义的过程中，由于党内叛徒陈敬斋的出卖，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对起义干部训练班学员讲课时被租界巡捕房逮捕。同日被捕的还有训练班的学员、农工党中央领导层的成员、黄埔革命同学会的骨干等数十人。
邓演达后被押解到南京，蒋介石多次派人同他谈话，进行拉拢、收买，邓演达都不为所动，反蒋态度毫无保留，表现了高尚的人格。1931年11月29日深夜，蒋介石的卫队长王世和衔蒋之命，秘密将邓演达押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残酷杀害。邓演达时年36岁。
邓演达牺牲后，与他一同被捕的郑太朴、罗任一等农工党领导层成员及部分骨干，经宋庆龄联合冯玉祥等作保，在1932年1月6日获释出狱。被捕的黄埔革命同学会骨干被蒋介石设法收容，黄埔革命同学会无形中瓦解。
邓演达殉难后，黄琪翔被推举主持党务。农工党继承邓演达烈士遗志，继续坚持反蒋斗争。
5、支援“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黄琪翔亲赴前线协助蔡廷锴指挥作战，并动员87师、88师黄埔出身的军官主动请战。农工党组织“义勇军”，编入19路军补充团参战，固守太仓城；组织“后援队”，为19路军提供物资支援；创办《自卫》杂志、《上海闷葫芦报》，揭露日寇罪行，鼓舞军民抗日。因得不到增援，19路军面临弹尽援绝，在交通部邮政储金局工作的农工党党员杨建平，挪用该局巨额资金支援19路军。
6、参与策动“福建事变”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19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蒋介石阴谋让19路军和红军互相消耗。黄琪翔等农工党同志经商议认为，19路军只有和中共取得联系，商谈合作，反蒋抗日，才有立足生存之可能。这些看法得到19路军领导人的认同。经过联络，19路军与工农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代表19路军签字的是总部秘书长、农工党党员徐名鸿。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鼎、蔡廷锴等以反蒋抗日为号召，在福建发动“福建事变”。农工党的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等人是这次事变的策动者和参加者。11月20日，参加事变的各方面代表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黄琪翔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主持大会。22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成立，黄琪翔当选为人民革命政府11位委员之一,章伯钧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土地委员会主任，丘哲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兼贸易委员会主任，郭冠杰任延建省（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下辖省之一）副省长。
“福建事变”期间，受19路军领导人陈铭枢的压力，为维护内部团结，农工党被迫发表解散宣言。在蒋介石集团军事镇压下，事变于1934年1月失败。即使如此，农工党参与策动、参加“福建事变”，不失为联合其他力量进行反蒋的一种尝试，而且在此过程中农工党初步认识到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在抗日战争时期，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并肩抵御外侮
农工党积极参与关乎民族存亡的抗日斗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坚持和发展而积极努力，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并逐渐形成了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亲密关系。
1、确立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
“福建事变”等反蒋反帝活动遭遇失败与挫折，农工党同志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不断总结经验。1935年夏，在日本的章伯钧等人在商谈中，一致认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但也还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大家决定要重振农工党的组织。章伯钧写信告知在德国的黄琪翔。黄琪翔复信表示赞成，并提出：“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搞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至此，要与共产党合作的主张在农工党负责人中取得了一致。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农工党同志深受鼓舞，认为“反日反蒋，事有可为”，准备重振组织，参加抗日民族阵线。
1935年11月10日，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会议决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响应中共《八一宣言》，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以推动抗日为中心工作。以上述主张为核心，会议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等文件，选出了19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推选黄琪翔为总书记。
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确立的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标志着农工党的重大历史转折，表明农工党完成了认识上的飞跃：不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主力，而且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
2、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1月，农工党派中央委员罗任一为代表，去西安与杨虎城联络，以促进联合抗日早日实现。
1937年6月，农工党负责人之一彭泽湘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延安共叙国是。6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中国共产党北方局负责人，告知已与彭泽湘在延安谈好合作问题。同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说：“彭泽湘来延安谈，尚好，表示同意我们主张并愿合作。”
3、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投身全面抗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农工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采取同国民党合作的态度，通令全党停止对国民党的斗争，积极参加和开展一切抗日活动，并尽量争取投入到抗日第一线。
1938年3月1日，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在汉口璇宫饭店举行。会议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方针，决定沦陷区组织凡能保留的，应尽力保留下来，坚持工作；后方组织应配合全国抗战，积极加强活动。
全面抗战打响后，大批农工党党员义无反顾奔赴抗日前线，投身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
黄琪翔领导抗日部队参加抗战。黄琪翔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等职，率领抗日部队参加了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1940年“枣宜会战”、1944年“滇西反攻战役”等重大战役，为消灭日寇主力作出了贡献。
季方在苏北苏中地区参加领导抗敌斗争。1939年起，季方以“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的身份，动员苏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同新四军联合抗日。1940年，电请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接管苏四区，在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实现新四军苏北抗日部队东进至黄海边的战略目标。
朱程在冀鲁豫边区参加领导抗敌斗争。农工党党员朱程到“河北民军总指挥部”工作，率河北民军第4团投身抗日，编入八路军，为开辟太行南区抗日根据地和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1943年9月，朱程在山东曹县反“扫荡”战斗中壮烈殉国。
组织游击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农工党在河北、河南、安徽、广东等地组织游击武装，展开抗日斗争。
4、在抗日烽火中同中国共产党结成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亲密关系
采取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坚决抵制国民党顽固派的拉拢与压迫,章伯钧表示要他单独参加政府不行，要中国共产党参加政府，才算真正的联合政府。1940年10月，农工党中央向全党发出《整党通知》，清除党内意志消沉分子特别是主张在国、共两党之间持超然中立的一批人，吸收了一批骨干参加组织，提升了战斗力。
1941年，农工党倡议并参加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章伯钧当选为5位常务委员之一并任组织部长。以农工党党员为主力，先后建立了民盟桂林核心小组、东南总支部、南方总支部、华北地下组织、西北总支部筹委会、湖北支部、贵阳支部、上海支部、南京支部、广东支部、港九支部、成都支部。在民盟内部，农工党与救国会一起坚持比较正确的立场，为民盟始终保持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初，章伯钧、丘哲代表农工党，在重庆同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举行“两党会谈”。会谈后，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报告：农工党近因当局之压迫，日渐左倾，现正整顿其组织，并提出联俄联共之中心主张，与我们建立密切之合作。该党凡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都站在共产党一边，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中共中央在1941年3月22日编报的《政治情报》指出：农工党与我们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
（三）解放战争时期，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抗战胜利后，农工党致力民主和平，坚决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合作，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开展在中共领导下的新的军事运动，配合解放战争推进。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后，农工党积极响应，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此后积极参加筹备新政协、筹建新中国的工作，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贡献。
1、支持中国共产党和谈立场和主张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同国民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农工党拥护国共和平谈判，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和谈立场和主张，致力民主和平，坚决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农工党领导人黄琪翔，以现役高级军官的身份，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声明：“从此退役，绝不参加内战。”
2、通过政协与国民党一党独裁作斗争
1946年l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农工党领导人章伯钧是民盟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之一。在会议召开前，民盟代表同中国共产党代表约定：双方携手合作，互相支持。国民党在会上坚持必须由共产党首先交出军队，然后才能开放民主。中国共产党则认为，离开政治民主化来谈军队国家化，只能是军队的军阀化、党阀化。在这种情况下，章伯钧指出：没有真正的政治民主化，绝难达到军队国家化的目的。会议经激烈斗争，最终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
1946年7月，蒋介石擅自决定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行动，一是坚决反对，二是拒绝参加。农工党为此发表《对召开国大的意见》，反对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3、投身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
1946年春，农工党中央机关由重庆迁回上海。1947年2月，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会议决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合作，继续跟着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四干会议后，农工党加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上海、南京、浙江、广东、安徽、江苏、湖北等地的农工党组织，为根据地输送人员、提供情报和物资弹药，营救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有目的地在国民党当局的党、政、军、警机关中发展农工党党员，发动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参加反蒋反美的爱国民主运动。
4、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军事运动
1948年9月2日至11日，农工党在香港举行中央扩大会议，决定改变对国民党的斗争方式，由和平民主斗争转向武装军事斗争，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军事运动。在广东、浙江、上海、江西、湖南、广西、四川等地建立武装，配合解放军作战，并在当地解放后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接受解放军改编。
1948年至1949年，农工党发挥穿针引线作用，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进行策反且收到成效的，上至集团军总司令、省政府主席，下至县长、警察总队长，有数十人。这些策反工作，有的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有的是先征得中国共产党同意，经策动成熟，再介绍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具体安排起义的时间和办法。
农工党利用自身有利条件，搜集军政情报提供给中共组织，为推进解放战争作出贡献。如担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参谋长的农工党党员刘宗宽，为解放大西南提供重要情报，被刘伯承司令员誉为“解放西南第一功”。
5、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提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6月16日，农工党又单独发表《对时局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以示竭诚。
从l948年秋到1949年3月，中共中央将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分别接送到华北和东北解放区。农工党章伯钧、彭泽民、丘哲、严信民、韩兆鹗先后到达解放区。
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农工党领导人章伯钧、彭泽民、丘哲、严信民、韩兆鹗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明确宣告：“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6、参与筹备并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8年10月至11月间，中国共产党东北局负责人邀集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民主人士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举行了三次座谈会，农工党领导人章伯钧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士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共同协议，决定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有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问题。
1949年6月15日至l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设立常委会，处理日常工作，常委21人，章伯钧为常委之一。常委会设6个小组，章伯钧任第一小组副组长。第一小组负责拟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组长为李维汉。农工党领导人还分别参与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代表农工党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10人，分别是：彭泽民、郭冠杰、李士豪、何世琨、杨逸棠、张云川、郭则沉、王深林、严信民、杨子恒。候补代表2人：王一帆、李健生（女）。代表华东、华南、西北解放区的代表3人：季方、李伯球、韩兆鹗。特邀代表2人：黄琪翔、邓昊明。无党派人士候补代表1人：周谷城。章伯钧、丘哲作为民盟的代表出席会议。农工党领导人分别参加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政府组织法整理委员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直接参加新中国筹建具体工作。
9月24日，农工党代表彭泽民在大会上发言。他首先表达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诚意，高度评价了《共同纲领》，并指出：“我们农工党全党的同志，今后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努力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并且把我们一同带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7.参加新中国人民政权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选举，选举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章伯钧、郭冠杰分别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委员。会议还产生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彭泽民、章伯钧当选委员。
1930年至1949年的革命历程中，农工党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这是农工党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一批农工党党员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有26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不少农工党党员同共产党人的鲜血流在了一起。他们有的是在刑场上慷慨赴死，有的是在战场上英勇捐躯，他们都是可歌可泣的革命英烈，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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