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和9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先后向全国、全世界发布周恩来逝世的讣告。噩耗传来，九州大地一片呜咽悲痛之声，人们自发举行哀悼仪式，送别这位伟大的总理。
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群人表面上佯装悲痛，暗地里却在欢欣鼓舞，为消除了一块绊脚石感到高兴，他们便是反革命集团四人帮及其追随者。
不过，活着的四人帮依旧对逝世的周恩来感到害怕，正如三国演义中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的情景一样，他们生怕全国人民集中悼念周恩来，会演变成针对四人帮的革命活动。
于是，在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总理丧事的时候，四人帮对各项提议横加阻拦，妄图最大限度淡化这件事的影响力，让人们迅速忘掉周恩来。
当时，治丧办公室提议让在地方工作的许世友、李德生、韦国清和赛福鼎4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回到北京参加追悼会。江青和张春桥坚决不同意，还反问治丧办公室是不是要把所有在外地的中央委员全都叫回来。
治丧办公室原本安排的吊唁活动为期5天，允许6万人到场，四人帮强行将时间压缩到3天，入场人数降低到4万。
与此同时，姚文元指示各地新闻报社，不允许公开报道周恩来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的相关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从1月9日《人民日报》发布讣告之后，一直到周恩来追悼会举办的1月15日，全国各地媒体机关，竟然只发布了2条关于周恩来逝世的信息，很多信息不通畅的地区，甚至不知道周总理已经去世了。
四人帮如此费尽心思的封锁消息，无非是想降低周恩来的影响力，利用毛主席病重、周总理去世的机会迅速抢班夺权。但四人帮显然高估了自身力量，也低估了人民的意志力和对总理的爱戴，他们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
在1月10日到11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江青竟然故意不脱帽子行礼，这一幕正好被电视直播镜头记录下来，暴露了她的丑恶嘴脸。
随后，当承载着周恩来遗体的灵车前往八宝山公墓火化的时候，北京的人民群众自发来到长安街两侧送行。北京的1月天气寒冷，近百万人民群众在寒风中等待几个小时，却没有人叫苦叫累，默默等待着灵车经过，最后看周总理一眼。
当时，新华社写了一篇描述人民群众送别总理的报道，姚文元看过后大为不满，下令全部砍掉不准对外发布。但四人帮越是这样控制舆论、压制民众，越会引发人们的反感和不满，他们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
1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周总理的悼词和谁来致悼词的问题。
邓小平率先发言，表示悼词写得不错，很好地反映了周总理伟大光荣的革命人生，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等人纷纷响应。江青却大放厥词，恶毒攻击抹黑周总理，但除了王洪文和姚文元附和，其他参会人员全都选择无视这些反革命分子。
张春桥一直自认为是周恩来的接班人，长期觊觎国家总理的位置，他觉得悼词中的部分话语，正好戳中他的痛处，但又不敢在会议上提出，便私下找到两位撰稿人，要求他们进行修改。
两位撰稿人非常愤怒，强压住没有爆发，表示政治局会议已经通过悼词，他们无权修改，张春桥气呼呼地离开了。
至于由谁来替周恩来致悼词，江青举荐王洪文，后者自认为不够格，张春桥便退而求其次，提议让叶剑英致悼词。叶剑英非常恼火，当即表示应该由邓小平致悼词，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最适合的人。
参会人员纷纷同意叶剑英的表态，四人帮见已成定局，便没有继续反对。
不过，四人帮并没有停止破坏行动，姚文元多次向新华社等官方媒体下达指示，大幅度压缩关于周总理逝世消息的报道篇幅。在姚文元的压力下，《人民日报》等官媒发表了很多歌功颂德的不实报道，试图转移注意力，引发了民众的强烈愤慨。
那段时间，许多民众给《人民日报》寄信表达不满，还有人来到报社大门前抗议示威。
这种局面，让时任《人民日报》总编鲁瑛惶恐不安，赶紧向四人帮报告，但他们依旧罔顾民意，不断通过官方媒体发布不相干的文章，试图淡化周恩来逝世的影响。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四人帮还利用晚年毛主席病重的机会，蛊惑他批判邓小平，掀起了一场所谓的反右倾运动。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引发了全国民众的强烈不满，怀着对周总理的思念，数万人于1976年清明节来到天安门广场机会，要求打倒四人帮，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反革命分子的末日终于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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