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古城
9月18—25日，由阿克苏地区行署、新疆经济报社主办，新疆龟兹学会、阿克苏地区博物馆承办，库车、沙雅、新和、拜城四县协办的“现代视野下的龟兹文化发展与变迁暨第六届龟兹学术研讨会”在阿克苏地区博物馆举行。来自疆内外的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龟兹佛教及其艺术对中原的影响”“龟兹壁画、乐舞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如何弘扬现代视野下的龟兹文化”“龟兹文化与丝绸之路”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研讨。
龟兹文化是地域文化的优秀代表
在研讨会开幕式上，阿克苏地委书记黄三平同志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他说，正值十八大召开前夕，各位专家在时隔两年之后再抵阿克苏（——2010年8月，第五届龟兹学术研讨会在阿克苏地区库车县举行），在此代表阿克苏地委、行署及阿克苏的各族群众表示热烈欢迎，衷心感谢!
龟兹文化是地域文化的优秀代表，经各位专家多年来的研究探讨，龟兹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两年来，专家们又潜心钻研，取得了新的成果，希望专家们能再接再厉，提供好的建议和新的思路，在研究中进一步挖掘龟兹文化的精髓，发掘与现实有密切联系的文化关联，而阿克苏愿意为专家学者们搭建更好的平台，提供更好的服务……
黄三平书记的致辞赢得了学者们热烈的掌声。
新疆经济报社总编晏国辉则代表龟兹学会向与会学者介绍了龟兹文化的特点，学会数年来的发展情况及取得的成绩，他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对龟兹文化的研究中。
学者代表温玉成先生在致辞中则谈得更为具体。他说，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讨和解答，比如，龟兹与贵霜王朝与和阗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公元130-150年前后，西域与中原联系断绝，这次断绝的背景是什么？中原佛教对克孜尔对西域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研讨的思路可以更开阔一些。他建议，应该加强地区的考古工作的力量，学者们不能伏在书斋里看一些死文章，要把考古发掘的材料与自己的研究紧密相连。由于特殊的机缘，温先生在川西做了大面积的考古调查，他说，在川西的调查中，又涉及到新疆的问题，他在川西发现了带短柄的铜镜，而带短柄的铜镜，一般跟希腊文化有着密切联系，问题出现了，这种铜镜与亚历山大东征、与希腊化有无关系？
温先生连珠炮一样抛出的疑问，立时引发了学者们的兴趣。
重新审视龟兹文化的历史地位
开幕仪式结束后，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中华书局的柴剑虹先生，新疆大学孟楠教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于志勇分别作了大会专题发言。
柴剑虹先生发言的内容是《重新审视龟兹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学习霍旭初的体会》。
柴先生首先向大家转达了冯其庸老先生对大会召开的祝贺与问候。他说，自己虽然不是具体研究龟兹学的专家，但却跟龟兹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1980年，曾写过《胡旋舞散论》，刊载于1981年的《舞蹈艺术》杂志上；1981年，见库木吐拉石窟被水电站淹没，又写了《救救库木吐拉》的文章。这么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龟兹文化做了不少工作，但因为宣传力度还不太够，龟兹文化的价值还不大为国内学术界所关注，所以在此想结合学习霍旭初先生的这本《滴泉集》的体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身为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的霍旭初先生数十年来潜心研究龟兹佛教文化及石窟艺术，成果丰硕。2008年出版的《滴泉集——龟兹佛教文化新论》是他2002年至2007年间发表的相关论文结集。柴先生说，该书虽由20多篇独立的文章组成，无论是龟兹石窟艺术（包括音乐造型艺术）的纵览综论，还是具体图像的辨析探究，实际上贯穿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如何认识龟兹佛教文化的特性及其对西域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据我的理解，柴先生说，可将其分解并推广为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龟兹文化的“源”与“流”；第二，龟兹文化的特质；第三，龟兹文化在中国文化与学术中的地位。
柴先生说，认定龟兹文化的源头应在西域本土，是《滴泉集》的重要贡献。龟兹佛教艺术是龟兹文化的内核，也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几大古老文明在西域大地上的回流，则是龟兹文化得以丰富、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强大动因，文章从宗教特性、民族特性、地域特性与创新特性四个方面概要地叙述了龟兹文化的特质。提出必须重新审视龟兹文化在西域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与学术中的地位，它在历史长河的关键阶段——汉唐时期，不仅占有“干流”的重要地位，而且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与积极的动力。
孟楠教授以《对新疆“三史”重要问题的几点认识》为题，结合新疆历史的发展变迁，说明了为什么在新疆要反复强调开展“三史”教育的意义。
于志勇研究员则介绍了《近两年新疆文物考古的最新发现》。他从吐鲁番、若羌、额敏发掘的古城址、聚落遗址谈起，以城址、古墓葬、石窟、佛寺、古矿冶遗址、科技考古等划分为数个门类，图文并茂地叙述了从吐鲁番到米兰，从伊犁特克斯到哈密巴里坤，从柏孜克里克到库车等的一系列考古收获，听得看得与会学者目不暇接，恨不得生出两双眼睛来。
唐朝在安西驻军的意义
吐鲁番学研究大家、武汉大学教授陈国灿先生这几年因为做课题的缘故，把不少心力都投入到了对龟兹学的研究中。他此次交流研讨的内容是《唐朝在安西都护府的驻军》。
陈教授说，龟兹学的含义很广，包括唐代安西都护府的研究都应该纳入到龟兹学的研究范围中来。
唐王朝在安西的驻军，对安西都护保护西域各国、稳定地方秩序提供了支持，为贯彻中央王朝的旨意，维护唐帝国的大一统做了坚强后盾。
陈教授说，安西驻军来自全国各地。从武后朝起，唐在安西的常年驻军可达两至三万人，而且绝大部分来自内地州县的府兵，且以雍、蒲、坊（？）等州的府兵为多。一般情况下，有任务时出兵，无任务时返回各自地方，就因如此，才会导致历史上西域与中原的“三绝三通”。为此，从武后朝起，唐开始在安西派出常年驻军，由于有的驻军超期服役，后来为奖励这些人，便决定给这些人授勋……从龟兹的出土文书看，有时授勋多达几百人。
蒲州在天宝年间改为河东郡，河东郡府兵在安西常年驻守，以原籍为建制组成为河东郡行营。他们的活动在吐鲁番文书和库木吐拉石刻中都有所反映——库木吐拉五连洞石窟的题记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责任编辑：陈冬梅)
安西驻军，一是对入侵之敌或内部的叛乱进行征战、打击，而是在安西四镇内全面派驻镇守军，协助地方常年进行防务戍守，三是在安西支度营田使领导下实施屯田，为驻军提供后勤供给保障。
据此可知，安西驻军由行军变为常驻军，对保证安西四镇的稳定、安全，维护中原与西域的友好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龟兹文化的东传及其影响
龟兹文化的东传及其产生的影响，我们俯拾皆是。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黄夏年研究员交流研讨的关于龟兹《十诵律》在江南的传播情况就是个典型例子。
龟兹佛教在戒律学方面很有特色。龟兹著名的高僧鸠摩罗什在家乡龟兹“至年二十受戒于王宫，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卑摩罗叉律师也“先在龟兹弘阐律藏，四方学者竞往师之。”《十诵律》是我国佛教界最早译出的佛教律本之一，弥补了汉地佛教不足，在律学方面开创出一个新时代。鸠摩罗什主导了《十诵律》由梵语译为晋语，以及后期加工整理。卑摩罗叉对《十诵律》的完善起到过重要作用，这两位来自龟兹的佛学家，对《十诵律》在汉地的完译和弘宣之功不可没。
在汉地南北佛教界人士共同推动下，《十诵律》在江南掀起了高潮，一度促使《十诵律》成为中国佛教戒律学的主流，推动了中国汉地佛教律学研究的发展，为未来的佛教律学多样化，提供了借鉴。
新疆龟兹研究院的苗利辉也谈到这一话题，他说，中原佛教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翻译佛经消化吸收阶段和隋唐时期的独立发展及繁盛阶段。龟兹佛教对中原佛教的影响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一些龟兹僧人和居士前往中原参与译经，传播教义，涉及范围包括信仰、伦理道德、哲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河西的敦煌莫高窟、炳灵寺石窟、文殊山石窟早期洞窟中均可以看到龟兹佛教艺术的影响，而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鸠摩罗什。
而龙门石窟研究院张乃翥先生的发言恰好印证了苗利辉的说法，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就在龙门石窟中有刊刻。张乃翥先生说，龙门石窟与云冈石窟的造像都与鸠摩罗什翻译的《法华经》有很大关系，造像就是据此来刊刻的。
龟兹文化的东传不单单体现在佛教律学及翻译佛经上。上海音乐学院的陈应时教授就谈到了龟兹五弦琵琶的东传。陈教授说，龟兹五弦琵琶简称“五弦”，起源于印度。这一具有五条琴弦和梨形音箱的弹拨乐器，陪随着佛教信仰从印度传到了龟兹——自公元三世纪起开凿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就留下了五弦琵琶的踪影。之后又经龟兹辗转传到中原，所以中原各地石窟中留下了五弦琵琶的图像，而且中原人就近给五弦琵琶加上了“龟兹琵琶”“胡琵琶的”名称。继而，五弦琵琶又在隋唐时期东传日本。在今天的日本还保存有当年留下的两件实物：一件是日本正仓院所藏唐朝时由中原传去的极其精美的五弦琵琶，还有一件是京都阳明文库所藏中原传去的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的取名为《五弦琴谱》的长卷。此长卷中一共保存着供五弦琵琶专用的六首调弦曲和22首各有标题的乐曲。这些调名、曲名，基本都可以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见到，由此知道它们都是我国古代中原和西域音乐家所创作的作品。
陈教授还按影印出的琴谱，给学者们播放了用五弦琵琶演奏的《王昭君》，如泣如诉，优美典雅。
首都师范大学的李华瑞教授在《北宋与龟兹》的发言中，也谈到对龟兹“身不能及而心向往之”的北宋是如何更好地继承了汉唐以来由龟兹传来的西域音乐的。
“西风东渐”和文化间的融合
上海师范大学的徐时仪教授独辟蹊径，从具体的词的变化来探讨文化间的交流及其发展。他发言的内容是《佛经音义所释外来词考探》。
徐教授例举了几个词，如“苏幕遮”，又写作“苏莫遮”，学者岑仲勉认为该词出于波斯，盛行于龟兹，如何流入龟兹，进而到中原，是一个值得好好探究的过程。再如“印度”，过去叫“身毒”，怎样从“身毒”演变为“印度”的？还有“毛毯”，又写作“綩綖”“婉莚”“舞筵”“地衣”“毛锦”等，而这些演变过程，我们有时能从龟兹壁画的实物中找到证据——非常明显的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再如“椅子”，它最早是何时出现的？中国人垂足坐，是否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现在我到日本、韩国，已根本不习惯席地而坐……
徐教授说，佛教东传和西风东渐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物质生活的丰富，让我们丢掉了很多东西。在现代视野下审视和观照，我们会明白哪些是我们需要保留的，哪些是需要丢掉的，我们现在已习惯享受了“西风东渐”的成果，对许多东西见怪不怪，其实它们正是文化交流的结果。
伯希和探险日记与库车
曾翻译和出版了不少有关西域研究著作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耿昇先生向与会学者介绍了伯希和于1906-1908年在西域探险时日记中有关库车的记述。伯希和此本日记非常珍贵，直到2008年才于巴黎出版。
耿昇先生说，伯希和原就是奔库车来的，30多封信，16封都是写库车的。
伯希和于1906年12月17日进入柯坪县，开始了对库车绿洲的考察。也就是在这段时间（1906-1908）留下了这本日记。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伯希和对阿克苏、拜城、沙雅、新和、温宿、柯坪、库车做了考古发掘和社会调查。图木舒克、苏巴什、都勒都尔-阿乎尔是重点考察和发掘地点，除此之外，他们还对该地区的上百个地点做了初步考察，内容既涉及到民风民俗，又涉及到历史地理。
伯希和曾在库木吐拉找到一个印刷的字模，该字模比敦煌、甚至中亚发现的字模还早。
耿昇先生说，该本日记共60多万字，价值非常高，可以看出，伯希和学问很深，但其中不难看出其卖弄之嫌。
本次研讨会学者们发言积极踊跃，研究视角和方法又很独特。霍旭初研究员以《新视野 新观察——龟兹壁画的图像学研究》为题，对龟兹壁画予以了全新解读；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李翎、西南交通大学的任平山、台湾学者赖文英也都围绕着图像学研究展开了自己的观点。
麦积山石窟的屈涛则是参会学者中，唯一一个从文物保护的角度，用以往维修保护失败的例子，说明了规范、科学地对窟加以保护对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最让人欣慰的是，阿克苏地区东四县活跃着一批积极热心参与龟兹文化研究的当地学者——裴孝曾、任克良、李鹏海、尤丛志、艾尼瓦尔·吐尼亚孜，而且这支队伍不断扩大，阿克苏地区博物馆的几位年轻学人——吴文强、赵疆囡、陈娟初次参会身手不凡，交流研讨的话题让老学者刮目相看。(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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